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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在鲁迅的词风里
来源:《文艺争鸣》 | 孙郁  2020年09月25日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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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到了鲁迅博物馆,我可能不会认识那么多学人。那是个文物单位,相对有些封闭,业务自然也是单一的。现在想来,我一生受惠于此的最多,由此也将自己的趣味久久地限定了。我年轻的时候不太喜欢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做学问的,一定要有一点人情味和智性,不是呆板的书生。而研究室就有几位颇有意思的前辈,那时候就结识了王得后先生。他虽是领导,却没有一点架子,喜欢青年人,尤其小孩子,见到年轻人,眼睛射出一股热流。青年人都直呼他的名字,他也喜欢人们这样叫他,没老没少,这看得出彼时单位的风气。

王得后有一点古风,口音还带有江西人的味道,讲起话来声音很大。他率真,又聪慧,像似通灵者,能够与不同人物打交道。但又没有圆滑之影,倒因为善解人意而变得亲和。以赛亚·柏林认为,学者有狐狸与刺猬两种类型,狐狸型灵活多元,刺猬型执着专一。王得后性情中带有一丝前者的形影,但其学问显然偏于后者,近于两者又半似非似,说明他精神的特别。

从其公开发表的履历里,当可想见颠簸人生里的苦乐:生于民国年间的富人之家,新中国初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再后来去了大西北,五年后又转至天津,“文革”中在工厂劳动数年。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了对鲁迅研究的特别,被选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直到退休。

如他所说,自幼受到革命文化影响,很早就与国民党的父亲划清了界限,成了家族的叛徒。这一点与钱理群很像,他们都自觉地接受了左翼思想,以为旧世界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自己要做的是改造世界的工作。他在大学时代的热情和思想投入,带出的是一个梦想,相信以后会走上神异之路。改造社会的使命,自己不承担谁来承担呢。而且那时候受到的教育告诉他,父亲的选择错,自己心仪的世界才一片光明。

但当他自愿去西北服务之后,在最基层的日子却感到了天地的异样,知识人的创造性热情被抑制了。改造、交代问题,莫名其妙的运动,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在极端苦楚的日子里,要不是鲁迅的书,难以想象何以度日,那是在孤寂岁月里唯一可以安顿自己的文字,忽然觉得许多的疑惑,似乎都能由此得到解释,而且那喷涌的智慧,将自己深眠的内觉唤醒了。

对于鲁迅的书,他几乎是一字一句读下来的,一些见解乃内心独特的体味形成的。与校园里的阅读不同,他带着认知的困惑和觅路的迷惘走进了鲁迅的世界。当静下心来,抛开一切外在的概念的暗示阅读文本的时候,便惊异地发现,有一个流行文化里没有说过的鲁迅。那时候学界走红的人物描述鲁迅的文章,他似乎都不太认同,因为时代语境里的描述,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元素。而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无处可说。大约20世纪70年代初,他看见李何林的一篇文章,就从工厂发信于先生,谈了自己一些关于鲁迅的心得,没有想到竟得到回信,猜想一定是打动了老先生吧,乃至李何林受命组建鲁迅研究室时,第一个调入北京的竟然是他。

我到鲁迅研究室工作时,最活跃的时期已经过去,原先在研究室的王瑶等前辈已经离开博物馆。常听人说,王瑶对于他也很信任,乃至遇到棘手的事不会找别人解决,而会想到王得后来,而他一旦出现在王家门前,许多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自己就经历过几个场合,比如和启功、钟敬文在一起的时候,老人们都很看重他的想法,启功晚年遇到难题,第一个出来为先生说话的也是王得后。

一个人性充满爱意,却又不被创伤记忆压垮的人,当走进鲁迅世界的时候,相知的快慰当可以想象。鲁迅研究者不都是冷颜的斗士之脸,王得后身上分明也染有鲁迅夫子身上的温暖的部分,这些也有前辈学人身上的可爱的遗传。所以,我有时候想,他与鲁迅遗产以及启功等前辈的关系,构成了学术史一个链条,一些在学人身上消失的气质,我们倒是在王得后那里见到了很多。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地书〉研究》,是他早期的代表著作。利用馆藏的鲁迅手稿,细致入微地考察了鲁迅思想的逻辑过程。手稿研究引发的精神沉思,让他触摸到了鲁迅内心最为幽微的部分。私人语境里的鲁迅与公共语境里的鲁迅,其实有一个不易察到的差异,恰恰在这种差异里,鲁迅的本意在其叙述策略里被做了些许修改,而这却有着引人思考的亮点。他惊异于鲁迅那个柔软的部分,在那涌动的思绪里,感到了精神哲学里的波澜。多疑后的柔情、峻急中的忘我,使鲁迅在反逻辑的逻辑里,揭示了存在的要义。王得后在解读中常有发现的欣然,每每窥见那些隐藏在词语背后的隐情,都能以别样的文字对应,说出内在之言。世人常说鲁迅过冷,但鲁迅则以为热的部分过多。这个反差在《两地书》里尤为明显,王得后写道:

没有比《两地书》及其原信更丰富更深刻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鲁迅的个性和心理特征的了。景宋为鲁迅织了一件毛线背心,鲁迅穿上感到格外温暖,他也说“或者也许还有别种原因”哩。有人会说:这像快五十岁的人吗?这就是赤子之心。鲁迅爱景宋,又深恐景宋为他牺牲,双方曾反复辩论。十年以后,鲁迅在“遗嘱”里对景宋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当中没有联系么?鲁迅痛恨研究系比狐狸还坏,意欲痛击。可他说自己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这与所谓鲁迅是冷静、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的评论,有多么不同。

从文本里发现流行的批评观念的漏洞,推开了走进鲁迅世界的另一扇大门。在“文革”思维还盘踞在学界的许多角落的时候,他撕开了精神的帷幕,与许多思想者一起奠定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基础。在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时候,他的那篇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章,一时被广泛阅读,近四十年间,一直被学界引用。由考订、词语辨析出发,摒弃前定的批评理念,自然会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光景。我们现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且几代学人受惠于他。许多年间,他发现了许多学界新秀,那些位学者都得到过他重要的帮助。其实,他一生提携的青年何其之多,感激他的青年人是一时数不过来的。

今天看来,他在鲁迅研究转型期的笔墨,带有着独思者的勇敢。那时候托尔斯泰主义的复活和新康德主义的崛起,在学界改写了人文地图。他似乎并没有借用多少这些资源,而是从自己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之前的鲁迅研究是从模式化语境出发形成的一套逻辑。他却渐渐出离了这套话语体系,以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话语说出别人没有的心得。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他还不能像后来的王富仁、汪晖那样从哲学思想的层面思考鲁迅遗产,但以自己的敏感,由文本细读出发,体察鲁迅精神的本色。这很带一点晚清朴学的特点,不涉虚言,远离空谈,由辞章的爬梳看见思想的演进过程。因了此点,传统鲁迅研究泛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终结于他那里,代之而来的是内在于鲁迅世界的古朴概念。从鲁迅自己使用的词语出发还原其思想底色,开启了研究的新天地。后来王富仁“回到鲁迅去”的口号与汪晖的关注“反抗绝望”理念,有一些不能不说也是寻此路径而来的沉思。

现在回想起来,对鲁迅思想研究有突破性的人物中,王得后当属那时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惊奇地发现,鲁迅思想的出发点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这些一部分与同时代的进步思潮吻合,一部分属于独特的、非他人观念可重合的存在。也就是说,鲁迅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方式,如果离开这些话语方式而演绎其精神世界,就可能误入歧途。这样的时候,强加给鲁迅的观念和誉词就可能远离了本质。“文革”期间的鲁迅研究所以被实用主义化,原因可能在此。

1981年问世的那篇论文《鲁迅留日时期“立人”的思想》,给研究界带来了一股新风。这一篇论文的关键词是“立人”,作者认为,鲁迅留日时期,政治思想有三个内容,一是反侵略,二是支持建立民国的民主主义纲领,三是“独具卓见地提出‘立人’为救中国的根本的主张”。论文在开阔的背景里透视鲁迅的思想,一切源于鲁迅文本与同时代精神的背景,列宁主义的话语方式和瞿秋白式的话语逻辑隐退,第一次以鲁迅的词语方式呈现出鲁迅自己的思想,把鲁迅的基本精神元素描绘得颇为动人。可以说,找到了对象世界的源头。以往研究中悖谬的、不太周延的漏洞在此受到遏制。

在泛意识形态话语还笼罩学界的时候,大胆提出以“人”为核心讨论鲁迅的思想,是他的前辈学者没有也难做的工作。但王得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面对人道主义问题时,他的论述带有鲁迅式的繁复,并未极端化处理这个话题。他认为“重个人”不是损人利己,而人道精神又与托尔斯泰大不相同。鲁迅讨论的“立人”的话题,是在特定语境里的,但又不能冒犯当时流行的理论,只能从婉转的辨析中建立自己的理论。“鲁迅在阐述‘立人’的思想的时候,没有提出先验的‘人的本性’‘天性’之类的概念,不是主张什么‘人性的复归’,恰恰相反,他所论述的,都是社会环境、教育对于‘人’和‘人性’的决定作用。”在不长的篇幅里,他以多重视角区分了鲁迅“人”的观念。王得后发现,鲁迅的概念是有界定的,以流行的思维不易把握其基本思想。只有将其思想放置于特定话语里,才能见出本意。

王得后的文字很快受到同代的几个学者的认可。钱理群、王富仁等都和他有过良好的互动,他们三人以各自的优长,给鲁迅研究注入了鲜活之气。从此,三人渐渐成了王瑶、李何林、唐弢之后又一批重要的鲁迅思想研究者。而在新老之间,王得后当可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王富仁回忆自己的学术之路,深深感谢的人物就有王得后。他知道,自己做的工作,王得后早在六七年前就进行了。王得后在鲁迅博物馆不仅与同事们整理了鲁迅手稿、藏书,还第一个组织人把《鲁迅全集》输入电脑里,为史料工作倾尽了诸多心血。而他与人组织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编撰,可以说是开启性的劳作。钱理群、王富仁等都受益于鲁迅博物馆研究者一些基础性的成果,没有王得后等人的默默无闻的帮助,他们两人可能要耗去许多不必要的精力。

对比他们三人的思想就不难发现,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话题之中,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直挥之不去。他的启蒙意识、个人主义题旨,与精神界的战士的主题是环环相扣的。在其深入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堂吉诃德的影子常可以看到。而王富仁则是一个思辨色彩浓烈的人物,他的研究具有精神史的意味,属于反学院派的学院派。王得后与他们相似的地方是,都切入了鲁迅世界中本然之所,远离了时尚的话语,保持了独立的判断。但他不热衷于象牙塔式的学问,也没有学院派的姿态。他的研究属于为人生派的一种,更喜欢在日常社会里运用鲁迅思想解决现实的问题。钱理群也介入现实,但属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冥思,影响力在校园学生和社会青年之间。王得后则游离于职业研究之外,博物馆的史料意识、文物意识,以及平民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在他那里是重要的。他也没有王富仁那种汪洋恣肆的形而上学的走笔,思考问题平实的地方居多,重要的是,更像一个杂文家,以一种杂文的方式,传播鲁迅的思想。同样是研究鲁迅,他们三人的趣味和行文风格,都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可以说,钱理群主要面对的是文学史与思想史里的鲁迅,王富仁则眺望着精神哲学里的鲁迅,而王得后看重的是人的鲁迅对于文化的意义。就方法而言,他的个性化表达是在常识化的语境里的。

那本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较为集中体现了他20世纪80年代鲁迅观。其中《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对于鲁迅思维方式的把握,是有相当的冲击力的。面对存在之物,否定的对象是什么,如何绕过“奴才的破坏”和“寇盗式的破坏”,在否定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传统的思维里没有这些经验。王得后的论述方式令人想起顾炎武《日知录》的某些片段,词语所指,具体而带分寸感。史料钩沉中,忽地有灵思闪动,寻常之所变得神异起来。在《鲁迅对于改革民族文化的思考》一文中,对于“民气论”与“民力论”的思考、“抗俗”与“个人的自大”的提倡,都有作者的不凡的辨析能力的呈现。他一直不忘鲁迅文本给人的主观色彩带来的某些迷惑。进入其世界不能被先验的基调所误导,要注意的恰是那思想的繁复性和反本质主义的倾向。在我看来,王得后最大的兴奋点是,较为系统地梳理出鲁迅的基本思想,即鲁迅到底说了什么。他的许多引人注意的观点都推动了当时的鲁迅思想研究,比如鲁迅的左翼是什么样的左翼,与周扬的左翼差异在哪里?鲁迅与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何处?鲁迅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有没有相联系的东西?他辨析得细致而深入,会心之感暗中涌动。一些象牙塔里的学者冷却的话题,在他那里获得了一种生命的热力。

20世纪90年代的王得后写下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文章,但因为那时候学院派的崛起,他的杂感式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他的许多陈述不在热闹场域,知识谱系也没有耀眼之处。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与启蒙有一些联系,那么90年代后的写作则构成了与社会思潮对话的景观。面对新出现的各类非难鲁迅的思想,他不得不做出某种回应。这种回应不是从学术史的层面的辩驳,而是对于五四基本思想的维护,这些让人想起李何林的某些遗绪。他对于一些流行的观念并未深入研究,但依稀感到对于鲁迅那代人精神的偏移。以警惕的目光审视那些泛起的泡沫,延续的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基本思想。

在王得后看来,鲁迅研究存在几个重要难题,倘不解决,论者则还在狭小的笼中。一是在左翼语境里形成的鲁迅观在今天是否有效?二是鲁迅自己的话语方式在文化的长河里当安放在何处?在大的历史语境里,如何看待五四那代人的自新性,以及对于传统文化要义的延伸?研究者如果不面对这些难点,其实会坠入历史的洞穴中,这与鲁迅湍急的河流般的思想涌动是无法对应的。我们现在的学院派的思维,有时候不易发现这些难点,或者说,那些话语方式会遗漏某些重要的精神流脉。鲁迅研究与其他历史人物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思维在本质主义之外,流行的思维模式是无法进入其世界的内部领域的。恰如海德格尔所说,“在今天越来越广泛地被滥用和乱说的日常语言,是不能道说存有之真理的”。研究者的意义在于,寻找一个符合对象世界和属于自己的话语逻辑。

七十年来的鲁迅阐释中,左翼惯性一直没有消失过。但左翼遗产与鲁迅,则纠缠着许多痛点,鲁迅的复杂性被同一性的话语遮蔽的地方殊多,以致掩埋了其内在性的遗存。王得后关于左翼与鲁迅关系的思考,要做的是对于惯性思维的解构。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鲁迅与周扬、成仿吾等人的差异,也由此窥见鲁迅独立于革命史中的地方。《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一文从三个方面梳理了鲁迅与左联一般的作家的区别,虽然也在同一个营垒,但在对于阶级斗争以及人性的理解上,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上,在对于文学本身的看法上,都与左翼作家存在许多差异性判断。不是从概念出发理解存在,而是从存在里打量精神的要义,故思想是植根于泥土里,又飞腾于天地之间的。现实性里的超现实精神,乃是其精神迷人的原因所在。这恰是钱理群所云的鲁迅的超越性的精神迷人的地方。王得后的思考,显示了与学院派不同的问题意识,鲁迅的活的灵魂,在其散淡的语言里散出耀眼的光泽。

清理左翼内部的问题,只是鲁迅研究的一部分。如何面对国故派的质疑,遇到的挑战似乎更大。20世纪90年代后,批评鲁迅的声音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主义营垒的,另一个是新儒家的拥护者,后者大有覆盖一切之势。王得后在晚年所写的《鲁迅与孔子》,回应了这种挑战,一生间的许多思考,都留在了这些文字间。改革开放多年后,尊孔与尊儒的思想受到主流文化重视而得到推广。这一方面是多元化的进程的必然,一面也是五四新文化后来分化所面临的难题。王得后敏锐地感受到,在社会变化的时候,鲁迅的基本命题不仅没有过时,也日益显示出深切的价值。他写道:

我之所以敢于以《鲁迅与孔子》为书名,是因为我发现,孔子的伟大,在掌握着人际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的三个根本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规范人的社会生活。孔子的这三种关系,是封闭性的,家长制的,服从性的,抹杀个性、扭曲人性的,甚至于达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人随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只能“从一而终”,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鲁迅的伟大在“立人”,为“立人”掌握着人一要生存并不苟活,二要温饱并不是奢侈;三要发展并不放纵;以人的每个个体的生存为本位,然后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发展个性。而且,生存、温饱和发展,是开放性的,有广阔的选择空间,独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与人情;“不是苟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纵”,在更高的层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追求“理想的人性”。

过去的学者讨论鲁迅与儒家关系的时候,泾渭分明。王得后并不否认孔子的价值,但在基本点上,可以说是鲁迅的捍卫者。他认为新文化的“新”就是把过去的逻辑颠倒过来,以个体的人为本位,而非官本位。在鲁迅那里,有着鲜明的奴隶哲学的影子,是为底层人发言的人,而孔子则为统治者思考治术,与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是背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精神还没有深入到我们文化的底部,传播鲁迅思想的重要性不亚于对国粹的研究。

这样的思路自然属于五四逻辑的一种,对传统的解释还不能有古典学的眼光。其实儒家思想在鲁迅、胡适那代人那里也有深藏之所,只是他们的现代性的词语遮蔽了其间的美质。徐梵澄、汪曾祺都有现代意识,但他们对于古典精神有拥抱的热情,却没有沾染道学的积习,所以在思想上有相当的弹性。鲁迅研究者多缺少这样的弹性,故只能在一个维度上陈述思想。不过这种单一的维度中的确显示了思想的冲击力。不独王得后,我们看王瑶、唐弢、李何林的文字,也有意回避了知识论中重要的问题。

作为鲁迅研究者,回答兴起的儒学热的挑战,其实有一种责任在里。他知道,倘缺席于这种思考,可能丧失与时代深入对话的可能。但大多鲁迅研究者还不能像李泽厚那样从文化史与思想史层面面对这些,儒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研究几乎没有回应,他们更注意哲学界与史学界的争论。王得后自己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汪洋大海,以一人之力要撼动旧的根基,几乎是一个空想。如何面对这类难题,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也延续了这样的窘态。

但王得后提供的思路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显然异常重要。我觉得他给人启示的地方在于,从不孤立地看待鲁迅文本,总是在复杂性里审视鲁迅文本的特定内涵。也避开流行的观点审视问题,在其论著里,那些大词、热词均让位于寻常之语。文章起承转合间,多是鲁迅式的句子,自然、流畅,又不端着架子,仿佛与人的攀谈,从容之中流出深思。那些复杂的语义经由他的阐释,便从教条的框子里溢出,获得常识般的意蕴。在众多鲁迅研究者那里,王得后可能是对于精神原色梳理最为精细的人。他的许多文字都是对于庸常的滥调的颠覆,埋在历史深处的精神被一遍遍激活到当下的语境里。

将鲁迅底色呈现出来,对于普及其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时代言语方式的变迁,以今人的话语解释民国的辞章,有时会误入迷津,得出非历史性的结论。王得后在文章中忧虑于此的时候甚多,不得不做诸多的笺注。他为青年人所写的《朝花夕拾》普及解读本,与钱理群编写的《鲁迅散文选》,都在以新的方式呈现文本的隐秘。这在他的许多随笔里常可见到,其睿智的一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人批评鲁迅最多的是“斗争哲学”,王得后则用鲁迅自己的话,揭示讽刺与战斗的文字产生的原因。人被压迫了,能不反抗吗?当有人指责鲁迅“不满”甚多、牢骚太盛时,王得后说:“鲁迅的不满,有理想的不满。不满可以引起改革,也可以引起复古。鲁迅的是革新,而不是复古。站在不满的十字路口是必须冷静思考自己的方向的。”不满当然会引来破坏,他解释说,鲁迅认为中国有两种破坏,一种是“寇盗式的破坏”,一种是“奴才式的破坏”,这些对于社会乃灾难的形态。但鲁迅的不满、“是勇者的不满、强者的不满,是向强者挑战,绝对不是卑怯者的以强凌弱。这是关乎深层的民族性和人性的问题了”。王得后强调的是,鲁迅对于平和、公理、秩序之类的概念都不排斥,但在压迫与不公存在的时候,以抽象的概念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奴性深重的世界,须有直面的勇气和叙述的策略。也就是鲁迅所云,在中国成大事者,当有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鲁迅的文章所指,均为具体的问题,而非书斋里的抽象表述。中国的读书人将思考用于虚幻的缥缈之处,独对于现实矛盾的解决交了白卷。以传统的读书人的思路衡量鲁迅的思想,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荒诞不经的。

不仅仅知识群落与鲁迅隔膜,鲁迅研究者,有时候也难以系统或周全地思考其思想的本色。他与自己身边的好友也常有争论。比如对于钱理群的某些研究,就提出商榷。和王富仁,也有过争鸣。鲁迅的精神博矣深矣,一旦从静态的视角审视,则易将复杂的文本变成一种单一性语义,凌迟了文本的本真还在次要,重要的是鲁迅精神的要义被窄化了。他特别警惕学科制度对于文本的切割,鲁迅一旦被学术话语所限制,遗漏一些精神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次他阅读了一位小友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论文,被扎实性所吸引,但却觉得没有顾及鲁迅评价小说中人物的地方,可能流于技术层面的东西多了。于是提出希望,立体地看待文本,这是重要的。

王得后周围的学院派人物众多,但他无意成为学院派。似乎觉得鲁迅式的杂感才能够表达己意,书斋里的吟哦不能尽兴,丰富的世界被什么抑制住了。也由于此,他自己多了杂感式的写作,一是解释鲁迅全集的微言大义,二是以全集的思想为参照,与时代的种种现象对话。就后者而言,可能由于过于拘泥鲁迅的思想,内容不够丰富,但倘从普及经典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他的漫谈式的写作,也未尝不是鲁迅研究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做的当是一种非学术的软性学术。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杂文作者群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常常坐在一起,有着不定期的活动。这些人多为业余写作,彼此也颇为投缘。像邵燕祥、牧恵、蓝英年、王得后、朱铁志都有不错的文章流布,思想和言行,既不是象牙塔式的,也非时文的样子。较之各种文学体裁,杂文是不太被人注意的文体,大的作家多不屑为之,学者们又觉得不登大雅之堂,清浅简单,几乎没有谁青睐于此。但我们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风气,舆论空间,读书人心态,这些杂文家提供的思想不比记者、作家差,有时候甚至更带有思想的力度。

王得后是他们的朋友,他的杂文属于学者类的走笔,带着明显的鲁迅学的背景。《语丝》周刊当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特点也传染了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主张鲁迅研究者应该写一点杂文,介入现实,不然就过于经院化了,而经院化,也是鲁迅一直反对的风气。研究鲁迅的人,许多不懂小说写作,鲜会翻译,难以从事古籍整理,这些都影响了研究的深度。王得后希望学者能够像鲁迅一样有些反学院派的文字在,其中不乏是一种自省。我们看鲁迅之后,人们对于其接受多是单线条的。繁复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的维度的丰富,并没有在后来的学者那里延伸下去。鲁迅的多面出击的笔法和杂学里的灵思,读书人一般不太具备。

但他不像邵燕祥那样诗意化的表达,也非蓝英年式的知识考古式的漫笔,他是有意运用五四的思想资源思考当下的问题,把现实存在与传统精神的脉息连接起来。阅读他的那些短章,看出其真的性情,内心最为本色的东西都流动起来。文章所涉猎的话题甚广,流行文化之病,民风里的惰性,世相种种,艺术问题,学术弊端,都在其目光的审视里。恰如王阳明所云:“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这是自古以来读书人的责任,他的文字的诚与信、雅而真,与笔下的世界形成了一种反差。也看得出他的一种叙述伦理。

在北京的杂文作者中,王得后的文章有着固定的章法,形式类似《准月风谈》《南腔北调集》的短章,属于时文的一种。他警惕自己的职业成了死知识的生产,与现实对话的冲动从没有消失过。自己常年订多种报纸,一直关注社会各类现象。文章则多感于时风之变,对于庸常的现象说些另类的感言。他坦言自己的作品“取揭出人生病苦,社会痼弊的一种。现象取自官方的报道,持之有故;思想靠近鲁迅,力争有理有情。三十年来,也不过‘人海语丝’,‘世纪末杂言’而已矣”。虽然有些自谦,其中也多夫子之道。学问一旦与存在脱节,则是无用之说、玄虚之语。把鲁迅精神还原为常识里的闪光,则是他自觉的追求。

早有人说,鲁迅之后的杂文,渐渐有一种腔调,模仿其文字者,拘泥在一种格式中,能够洒脱运用其文体的也就是聂绀弩、邵燕祥等少数人。王得后与这几位人比,自然有些辞章的单薄,缺少文体的变化。但其逼近社会灰暗的方式,则显出自己特别的思想之力。学者之思弥漫在文章深处,又能够坦率地面对人与事,治学时的功夫也由此变成能动的存在,有思想的走笔,就比一事一议的时文要气韵生动了。

在急剧变化的社会里,王得后意识到自己身边的一切,也恰是鲁迅当年面对过的。古老的文化幽魂如何吞噬青年的心灵,狭隘的民族主义怎样缠着国民的眼光,奴性的思维为何主宰着认知世界,都是需要重新清理的存在。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鲁迅的文本请来,直面这些问题,甚至借此批判那些可怕的遗存。你会感到,他的许多文章都在引用鲁迅的语录,仿佛信徒引用《圣径》一样,有自觉的布道感。这一方面带来论点的厚实,另一方面,则显得叙述视角的重复。可是他乐此不疲,觉得这样写恰是自愿选择。在直面现实的时候,鲁迅的传统没有过时,自己不过是传递思想之火的使者而已。

他的杂文有着严明的是非观,属于“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之类的篇什。比如,文坛评奖的时候,并非都是佳作入选,而批评家们却视而不见,毫无思考能力,连基本的标准都没有了。他引用鲁迅“帮忙与帮闲”的观点,嘲笑了那些轻浅的写作者。《“不反抗”的前提》面对某些告示大发感慨,他认为遇见强盗倘不反抗,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破案率要高,二是依法惩办歹徒的“法”,要在歹徒“杀人”与“未杀人之间”,有重大区别。“我想,没有这两个前提,劝告公民遭遇歹徒‘不反抗’,和‘纵容犯罪’与‘为虎作伥’是很难区别的”。显然,这里引用了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路,彼此的逻辑是一致的。《“儿子是我的”》《勿把儿童当成人》,则有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声音在。他不厌其烦移植鲁迅的语录谈论自己的心得,批评之语颇为犀利,有时甚至显得苛刻。由此路径出发,他评议社会风气,面对文坛陋习,和国民惰性,目光都很敏锐。当然,其间也学会了鲁迅的某些笔法,像《不疑之疑》层层追问的句式,就是一种借用,他的不依不饶的批判意识,都是有所依据的。

我们不妨将此看成一种活化的学识,或者旁观者的独白。作者自愿远离了主流话语,以外在于市井的辞章打量日常生活里的一切。那些飘动在眼前的一切,多是鲁迅曾抨击过的存在,他觉得后人用尽力气,亦不及鲁老夫子的语录更为贴切。所以,那些文字与其说自己的独白,不如说是对鲁迅的思路的一种补白。生命前行的途中,许多光影并非都是新来之物。古老的幽魂依然侵袭我们的世界,清除那些精神旧物,也是在做前人的未竟之业。

有趣的是,他也非自认掌握了真理的人,在把解剖刀对向社会弊端的同时,偶也有内心的省察。除了这种忧患中的是非观,还有诸多反讽自己的作品。解剖内心的瑕疵,自省先前的过失。在回忆性的文字里,他痛感“左倾”思维带来的不幸,在艰难时代缺少鲁迅式的目光,以致留下诸多的遗憾。我有时候读到他对于自己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的检讨,看得出其巴金式的真诚。左翼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日益单一化。即便反思这单一化的思想,也在同样的逻辑上。这是一代人的集体意识,他们的写作中的痛感,牵动出现代史沉重的一页。

因了特殊环境的限制,中国旧学的韵致其实从他那一代就终结了,这是时代使然,后来的人们无可奈何。我有时想,他不能够像自己的老师李长之、启功那样述学,可能与学术空间的自我切割有关。查看他的母校北京师大的历史,前辈学人的著书立说都有弹性。王得后虽然所受教育在京派的大本营,但却没有多少这些历史的遗传。他赞佩的李长之、启功、钟敬文等前辈,都是京派学人,但那些人的文化趣味得之不多。比如启功式的幽默与古雅,就没有进入其笔端;钟敬文的风致,也很少暗示到自己的文体里。吸引他的是李何林、王瑶这样的学者,因为那里是左翼传统才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色。而京派那些遗产,他基本是隔膜的,甚或多有对立。有选择性地摄取五四以来的文化基因,给他的文章带来一种不变的调子,保持了表达的纯粹性。但一面也阻碍了走向丰富的精神之路,辞章的多致性未能展开。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李何林那代人中,我们这一代也依然没有改变类似的特点。

当他把自己定位于鲁迅传统的传播者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文字的单一化也恰有着信仰的纯粹性,这是选择的代价。为一个传统做默默培土的工作,虽然存有排他性,却有本然里的富有。我在其文字里看到了这富有中的坦然。也意识到他的写作的意义所在:

传统不在创造经典的人自身,不在经典自身,而在创造者之外,有他人的信奉与践行。传统不仅有文字典籍,尤其有践行的人群。有经典而没有足够数量的信奉的人,谈不上传统……

但无须悲观。鲁迅的经典必将继续传世,鲁迅传统必将形成。因为鲁迅经典是人成其为现代人的经典。鲁迅呼唤的“人”,是进化中的人;是不被人吃也不吃人的“真的人”,是不依附于任何人,无论单数与多数,也不依附于任何势力,无论人与神的“完全的人”。鲁迅“要改良这人生”的目的是人的天性,并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自觉的行动。鲁迅“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的生存策略,必将有越来越多的觉悟的知识者所践行……

这个以鲁迅思想为终生学习对象的老人,从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使命。意识到自己的过渡属性,并不追求永恒和无限。尽己之力,燃烧到最后的时刻,不忘的是炬火的传播。人生太短,可耕耘的园地又有多少呢。消失于所爱之旅,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想起来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多是如此,人们也因之窥见了坚守者的形象。鲁迅是迷人的,那些追随鲁迅的人,捍卫了这迷人之景。中国这样的人,还有许多吧,一一查看,当感到那里的奇观。如同基督教的历史一样,鲁迅传统延伸的过程,乃人性之光闪烁的过程。因了这一代人,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灭的光源。那些于寒夜觅路的人,因之而感到了孤寂里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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